两年之前，我在英国格拉斯哥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大会，听过一个印象深刻的演讲。它来自于巴巴多斯的总理莫特利（Mia Mottley），一位极富个人魅力的女性政治家。她讲了一个浅显的道理：人人都知道气候变化的风险，但对抗气候变化需要钱，而穷国融资的成本太贵了，这是当前气候行动止步不前的根本原因之一。

巴巴多斯是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岛国，莫特利是该国第一位女性国家元首。这个年轻的国家赖以生存的是旅游业，历史上几乎没有碳排放，但它却是气候变化的直接受害者。从飓风到干旱，极端天气的加剧摧毁了社会经济，它不得不向世界举债。巴巴多斯国家债务占GDP的比率极高，是全世界债务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借贷成本的差别之大，也让这一情况更加艰难。一个穷过要借入十年期的资金，所需付出的利率时常是富国的十倍、甚至更高。这背后的逻辑链条不难理解：穷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不稳定，还债能力不如富国，因此要付更高的利率，市场才愿冒风险、觉得有利可图。但当这种市场逻辑遇上气候危机时，却将地球的命运置于不安之中。由于融资成本的天壤之别，穷国很难深度参与气候行动，因为没有足够坚实的资金来支持。而气候行动如果缺少了穷国的参与，对整个星球来说都将是一场灾难。

鉴于此，莫特利和她的幕僚佩尔绍德（Avinash Persaud）共同发起了一项倡议——“布里奇顿议程”（The Bridgetown Initiative）。布里奇顿是巴巴多斯的首都。通过这项倡议，他们希望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改善穷国的借贷条件。随着疫情、战争、通货膨胀、能源短缺、极端天气等多重危机席卷全球，人们愈发意识到全球协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布里奇顿议程”获得了诸多回响，从IMF到联合国都对这项倡议表达了欢迎。法国总统马克龙因此牵头组织了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于今年6月在巴黎召开，重点研讨“布里奇顿议程”有关的落地方案。

在巴黎，我专访了佩尔绍德。他被广泛认为是“布里奇顿议程”的总操盘手。他的职业身份横跨多个领域：经济学出身，在金融业耕耘多年，现在是英国格雷沙姆大学的荣誉教授，受到莫特利的感召，加入了巴巴多斯政府担任气候特使。从一个银行家变成了绿色发展主义者，佩尔绍德正在尝试的，是用一个加勒比岛国的力量，和全球对抗气候的决心，修补和改革一个化石燃料时代的体系，创造一个更可持续的、更具想象力的新世界。

以下是专访全文，刊发时有编辑。

界面新闻：“布里奇顿议程”想传达的核心信息是什么？它的根本创新是什么？

佩尔绍德：历史上，70%的温室气体存量来自富国的排放。然而，如今每年63%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穷国。所以，要想拯救地球，穷国也需要同样减少排放。但穷国减排需要资金，而穷国融资的成本比富国高太多，因此穷国减排有心无力。“布里奇顿议程”提出，可以通过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来实现这一点。例如，降低穷国减排融资的成本，使低碳经济更有吸引力。“布里奇顿议程”的核心理念是，如果我们想彻底实现可持续的转变，穷国必须充分参与其中。

界面新闻：“布里奇顿议程”倡导了一个全新的气候金融体系。过去也存在发展融资等资助贫困国家的项目，但是富国和国际组织对发展融资抱有一种做慈善的心态。但气候融资与之不同，可以通过金融工具，使各个参与方都从中受益。不过，气候金融也存在它自身的一些风险。在你看来，为什么一定要以气候金融的形式来做呢？

佩尔绍德：我们正在应对的挑战是，为了解决气候问题，我们需要的金额如此之大。它大约是每年2.4万亿美元，这是慈善机构永远无法处理的数字已上线。目前全世界由政府对穷国提供的援助总额只有2000亿美元，只有我们所需的十二分之一。这件事无法以任何其他方式融资。

我职业生涯的前半程都在私营部门工作，后来转到了公共部门。不难看出，环境融资曾经以政府的环境部门为中心，因为它曾经只是气候变化问题，只有关心环境的人才会担心。而因为我的金融背景，我很容易就看出，这本质上是一个融资问题，而不是一个环境问题。因为人们已经明白气候正在变暖了，也许10年前人们不认同这一点，但现在你不再需要解释气候危机的概念了，人们对于亟待解决的问题已经达成了共识，而现在的问题是没有相应的资金，特别是在最贫穷的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不仅很难实现改变，而且实际上可能会减缓经济增长，而穷国需要尽可能多的增长。综上，我很容易就确定了融资是根本问题。我意识到，坐在那里寻求援助不会解决问题，因为我们需要的金额是现有援助金额的12倍。援助可能会增加10%或12%，但是不可能增加12倍。我们要用不同的方式为解决方案提供资金，以获得2.4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总之，我从我的金融经验中受益，将其确定为一个可以解决的关键问题。

“布里奇顿议程”所倡导的金融体系可以将2.4万亿美元援助转移到气候融资领域，帮助穷国在事后处理气候损失和损害。通常，在大洪水之后，最贫穷的社群需要迅速重建家园，我们不能指望他们有资金重建家园或者有保险。无论如何，气候变化是一个无法为之保险的事件，因为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可能放弃提供这种服务。这是“布里奇顿议程”的第一部分。

其次，需要让私营部门和私人储蓄参与进来。私营部门的资金会流向有利可图的地方，诸如太阳能农场、风力水力发电、能源转型等领域，只要有营收，就可以引入私营部门的资金。这要求我们帮助发展中国家降低投资成本。我们正在推动担保制度的理念，为私人投资者投资于绿色项目的资金担保外汇风险。这是气候融资的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是那些无法创收但可以节省开支的项目。对于可以节省开支的项目，各国可以事前借贷，并以节省下来的开支来支付利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借贷以建设更好的排水和防洪设施、更坚固的海堤，随着海平面上升，这将为未来节省开支。但我们现在需要穷国更加有韧性，而且刻不容缓，这意味着这将产生一笔不小的债务。因此，我们需要多边开发银行，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或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等参与进来，我们需要这些银行提供比目前金额增加三倍的贷款，并以非常低的利率提供长期贷款。我们需要上述银行获得更多的资本和资源来做到这一点。中国是其中一些金融机构的重要股东，因此，我们需要中国与所有其他股东一起向这些开发银行投入更多的资金和资本，各方都应该按照自己的经济规模，以相同的比例、相同的利率投入资金。如此一来，我们可以更具韧性。

总之，让私营部门做赚钱的事情，让开发银行做不赚钱但能在未来节省开支的事情，此外，必须提高税收，并将援助用于那些不产生营收也不涉及节约的项目，后者通常与气候损失和损害有关。

我们必须考虑清楚亟待解决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关键是人们不清楚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吗？可能10年前是这样，但今时不同往日了。是我们没有相应的技术吗？我们确实有技术，太阳能、风能和水力发电可以改变经济结构，可以节约更多能源，可以转向更多的电动汽车，中国是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国和用户国之一。总之我们拥有技术，但我们缺少的是资金。所需的资金就在那里，我们需要的是重新定向资金。在过去13年中富国花费了大约25万亿美元回购自己的政府债券，而我们仅仅要求2.4万亿美元。如果富国能回购为转型提供资金的政府债券，那么全球转型就已经完成了一半。

界面新闻：是什么促使巴巴多斯成为这项倡议的领导者？巴巴多斯期待在气候行动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佩尔绍德：2017年，我们加勒比地区经历了一个可怕的飓风季。如今的巴巴多斯总理米娅·莫特利（Mia Motley）——她当时还是反对党总理——鼓励我去多米尼克考察。多米尼克在飓风季节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在四个小时内损失了200%的国民收入。从那时起，我们开始研究气候，是什么导致了这些问题，以及如何阻止它。因为每年或每隔几年就因此损失200%的国民收入是不可接受的。从那以后，我们巴巴多斯也一直遭受严重的气候变化问题，海平面一直在上升。我们还经历了大量的洪水以及更长的旱季，这实际上意味着本地农民更难为公众生产食物。

作为赤道附近的一个小岛，巴巴多斯在气候问题上就是“矿井里的金丝雀”。我们即将看到巴巴多斯的海平面上升到史上最高水平，这将对一个岛屿产生重大影响，而我们大多数人在岛屿附近的海岸附近生活和工作。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并意识到我们不可能仅仅为自己争取到新鲜空气，我们必须拯救地球。因此，虽然我们是一个小国，但我们有一个大计划。我们发现许多国家只为自己制定计划，但没有对世界制定计划，但是你无法就气候为自己制定计划，因为不存在什么“小气候”，全人类共享同一个气候。

界面新闻：气候损失和损害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危害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人们也同时遭受着其他类型的危机，比如乌克兰正在进行的战争等等。各项议题之间存在某种紧张关系，我想知道你打算如何在无数重大议题之间为“布里奇顿议程”打开一片空间？

佩尔绍德：这很有挑战性，但我们别无选择。去年，3300万巴基斯坦人无家可归，27000所学校被淹没，气候危机比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紧急得多。如果各国不能在国际上对此做出回应，那么我们就不能指望任何人关心对我们各自重要的事情。气候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为了解决我们的时代问题，我们需要国际合作。世界上第二大碳排放国是印度，印度也经历了转型，我们不希望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说，我们不会做任何事情，因为没有人关心我们的问题。

我认为，当前的环境带来了一种紧迫感，如果我们不共同行动，世界就会分裂。无论是乌克兰危机、新冠疫情还是气候问题，我们都在世界的反应中看到了这一点。我认为，“布里奇顿议程”正是这种紧迫感的一种映照。沿着布里奇顿金融体系的思路，人们更愿意寻找有助于私营部门进入发展中国家的方案，使开发银行规模更大的方案，如何制定新的税收来弥补气候损失和损害对航运排放征税……等等。

界面新闻：一方面，我们需要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但另一方面，发展不平衡带来的问题仍然存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已经负债累累。你认为两个问题是否相互关联？有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

佩尔绍德：二者相互关联。首先，应对气候变化令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水平激增。建立韧性和处理气候损失和损害都会增加债务水平并使债务问题恶化。这也告诉我们，无论你有什么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不管是使我们的国家更具韧性，还是通过转向可再生能源来缓解气候问题……都必须以非债务方式融资，而不能以大大增加债务的方式融资。即使融资涉及新增债务，也必须是廉价和长期的债务，因为此刻发展中国家已经负债累累。所以解决方案需要尽可能多地以非债务方式实现。例如，要为气候损失和损害提供资金，我们需要国际基金，也许可以通过对全球石油和碳排放征税为此提供资金。再例如，我们需要鼓励私营部门尽可能多地为减缓气候变化的可再生能源提供资金。如此一来，就不会给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带来更多的债务。要做到这一点，（私营部门）需要获得一些保证，以减少其面临的风险。

今年新契约融资峰会的一个重大发展，是赞比亚与中国和其他债权人达成了重组63亿美元贷款的协议，加纳已与银行达成了重组13.6亿美元债券的协议。《巴黎协定》有助于疏通关于债务重组的障碍，我也希望本次案例能为未来的债务重组开发新模式。关键是债务水平需要保持在可负担的范围内。许多发展中国家因新冠疫情而债务水平上升，最近美国利率上调，使它们目前的债务水平更加难以承受。过去，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债权人之间对此存在分歧。这一次我们本着良好的精神达成了协议，我也希望未来能够继续实现类似的成就。

界面新闻：你提到了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具有金融功能的国际组织等等。在您看来，在理想情况下，谁应该负责领导？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佩尔绍德：所有人都必须参与其中。“布里奇顿议程”要求我们都必须承担责任，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参与，甚至需要在转型中走得更远。中国在快速转型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能够比其他国家、尤其是其他穷国走得更快，是因为中国的投资成本更低，中国政府和银行降低了投资成本。我们需要其他发展中国家去做类似的事情，而如果富国希望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富国必须发挥其作用，帮助降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成本。这就是我们可以期待的相对位置，穷国在灾后建立投资韧性，它们需要外界帮助来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吸引私营部门参与发展中国家的这些项目。

有的人认为，是富国的历史排放造成了气候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一味等待富国处理它，那么地球的空间就会耗尽。富国已经用完了全球85%的碳预算，我们正在达到物理、生物和化学极限。因此，我们不能坐等其他国家行动，我们都必须采取行动。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要求的是，让发达国家帮助我们采取行动，比如通过为气候损失和损害筹集资金，增加开发银行的贷款金额从而降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成本。除此之外没有拯救地球的捷径。

界面新闻：6月底，巴巴多斯总理莫特利来华进行访问，中国和巴巴多斯在经济和气候方面有很多合作。你认为中国在全球气候行动中还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佩尔绍德：我认为中国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大国，这也是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厂之一的重要原因。中国是发展中世界的领导者，也是最大的碳排放国。

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中国需要在与多边开发银行合作的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我们需要这些银行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中国应该坚持向这些银行投入更多资金，并相应地获得更高的地位和更高的影响力。中国还需要鼓励投资者进入发展中国家，因为中国也将从中受益——其中多数投资者将在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太阳能农场时从中国购买太阳能板和电池。

对中国来说最困难但至关重要的事情是，在增加国际税收以帮助弥补气候损失和损害这方面，中国可以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中国本身正面临着气候损失和损害，世界上一些最贫穷的国家也是如此，为此我们每年需要1000亿美元的基金。发展中国家倾向于认为只有富国才应该为此提供资金。但我认为，富国固然应该发挥主要作用，但对我们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参与进来是不负责任的。我希望让中国能够参与到国际税收的制定中来。应该对金融交易征收国际税吗？应该征收国际航运税吗？我们需要税收来增加收入以弥补气候损失和损害，如果对石油和煤炭的进出口征收国际税，这将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中国是煤炭的主要进口国。我同意气候变化是由富国造成的，它们造成了最高的历史排放总量；但如果我们坚持发展中国家不负任何责任，确实无助于达成一项全球协议。

界面新闻：全球范围内，你现在最关注的经济问题是什么？

佩尔绍德：我们正在努力解决的难题之一是如何提高全球生产力。事实上，生产力正在世界范围内下降，而政府负债累累，提升经济影响的能力因此受限。在这种情况下，气候议题为全球工业战略提供了机会，因为气候问题需要大量的投资。经济增长来自投资，迈向更可持续的未来需要大量投资，这可能是一个增长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以可持续的方式发展经济。中国一度支撑着世界经济，但即使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已经开始放缓。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未来增长的引擎是什么？我困惑的另一件事是，我们怎样才能拥有一个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世界正在退回到一种堡垒心态，各国不但不愿进行跨国贸易，甚至正在阻止国际贸易。我认为，虽然各国有各自本土的优先事项，但没有比贸易更好的增长平台了，我们需要保持交易系统的开放。

界面新闻：从经济角度，可以举例说明你正在密切关注的三个国家吗？

佩尔绍德：当今全球增长最重要的三个国家是中国、美国和印度，我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关注这三个国家。

界面新闻：你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在经济发展方面看到的积极变化吗？

佩尔绍德：世界变得越来越富裕，所以我们的物质需求正在减少。随着在物质上变得更充足，人们不需要像过去那样担心住所和食物，因而开始花更多的时间思考其他能给我们带来满足感的事情。这可能包括文化类的东西，比如音乐、写作、娱乐和阅读。对我来说，投资文化产业是最有趣的和最积极的未来发展。这不一定是某个单一的文化举措，而是一种全球现象。我正从加勒比地区与你交谈，这里作为全球音乐出口国是独一无二的，创造了多种独特的音乐形式，比如雷鬼、卡吕普索、索卡等，加勒比地区向全世界出口文化产品。我相信，如果我们对文化产品和贸易进行更充足的投资，我们都会过上更充实的生活。